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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治理应清除“投机式”科研

 
日期:2016-03-25 15:06   点击数:1857   来源:广东科技   共有条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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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特别列举了量子通信、中微子振荡、高温铁基超导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一批原创性成果,再次强调了科技腾飞背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。可以说,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,技术创新是创新的需求侧,加强基础研究方式的调整、转变已势在必行。

      一直以来,科学共同体对于研究的规范与高下已达成共识,然而在现实环境的逼迫之下,一些典型的不良科研方式,仍在混淆正确的科技价值观,阻碍科学研究向创新驱动力的转化,甚至背离科学家应有的良知与责任。

      一是跟班式研究。此类型研究在基础研究领域为多。其特点大致可以总结为:不去独立思考学科内部的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,紧跟国际热点,为大牌科学家的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,便自称“重大突破”与“国际领先”。紧盯几本流行的科技刊物,改头换面、添油加醋发在影响因子稍低的刊物上。这一类型研究,作为研究生起步时对科研过程的学习与训练是不错的。但如果作为成熟科学家的工作模式,总有些倒人胃口。只是倒人胃口也就罢了,这一类型的工作由于“效率高”,其从业者甚至很快成为科研价值的评判者,并将“从文献缝隙里找方向、以文章数量与引用为标准”等作为科研工作的正途,使做真问题、做有用问题的人竟无立锥之地。一些学科核心的领域已被“打入冷宫”即为明证。

      要破除这一类型的研究,须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。基础性研究的价值在于所提出、所解决问题的深刻程度,学科框架体系内的坐标值应该是其成果重要性的标准。单位里的老先生曾讲过一个故事:上世纪80年代初期,一位文章极多的中年人要提职称,先生仔细研读后找到那个中年人,建议他不要报职称了,因为那些小工作时间一长就都没用了,现在出出名、拿拿稿费也就值了。当年听到此处,也是一阵惶恐。

      二是投机式研究。此类研究往往多见于重大工程技术领域。其基本路数是从国外贩卖一个宏大的概念,通过联络一批专家,以给领导者上书等方式来代替立项建议,以落实领导指示来进行“一边倒”的论证,以虚高的显示度来诱惑管理部门争相扶持,以规模宏大的资源吸引和收买同行参与其中。这一类型研究,由于资源庞大,必须要有体面的、高调的验收。解决的办法有二:一是以“引进加包装”的方式实现“立地成佛”;二是以场面宏大的高规格试验、试运行为幌子,来遮掩科技进展内涵的不足。如果实在不行,还可以以“沿途下蛋”为托词,用东拼西凑的所谓阶段性成果来遮羞。这一类研究中往往都有一个怪相,可以用来识别其虚假性。由于需要对各色的功臣和专家进行犒赏,项目中的基础问题攻关、关键技术突破、产品集成与演示验证等几乎同步进行、同步圆满成功,完全没有内在的逻辑。

      这一研究模式“政治运作先行、引进包装为本、舆论炒作护航”,消耗了国家大量的科技投入,而没有产生对于科技进步、对于产业发展的实质牵引力,反而使得产业界和科技界日甚一日的浮躁,使踏踏实实形成自主知识产权、埋头苦干创造产业新方向的环境也被破坏殆尽。同时,科技领域的学术不端与腐败也往往集中于此。

      要解决此类研究的危害,必须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与技术体系发展路线图,广泛征求科学共同体和产业部门的共识,并保持其严肃性。科学研究也应该讲规矩、讲规则,而不能依靠“尚方宝剑”“舆论攻势”等另辟蹊径。对于此类大型研究的成果评价,应该以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与感受为标准,而不能仅仅依据“官产研学”的“里应外合”的评价。

      三是江湖式研究。此类研究以应用基础领域为甚,往往自称以工程技术创新为背景,但对工程实际没有深入的接触;号称要引领技术发展方向,却既提炼不出科学问题,也不能把握技术的发展趋势。研究手法上,基本以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为本,加上现学现卖的一些新鲜词汇,面对工程实际问题生搬硬套。这类研究由于并不能真正解决实际的问题,于是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、打一仗更新一批武器”,却标榜学术思想“活跃”,而富有迷惑性。

      此模式践行者不如跟班式研究者名气大、也不如投机式研究者势力强,似乎不足以改变科学研究的价值观与标准,形成负面的示范效应。但此类研究者数量众多、关系密布,小步快跑地吞噬了大量研究资源,并产生出一些非主流、无用、不切实际的所谓创新成果。令人担忧的是,这似乎成了一种最易上手、最易生存的科研模式。一些科技工作者面对挫折或者诱惑时,很容易改弦易辙投身其中。现在一些工科高校也以高影响因子、高引用的SCI论文为主来冲刺进入世界一流高校,更是使得这一方式大行其道。

      扭转上述“投机式”研究方式,就应该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。对于应用基础类研究,必须以工程实践的反馈为标准,考核其解决问题的重要性、层次与应用能力,不能用SCI论文糊弄。

      上述典型的科研方式,应首先归咎于不符合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各色行政“指挥棒”,但也反映了科研工作者在快速发展中的心理失衡。随着国家科技治理理念的进步,随着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的不断加入,这些坏的研究方式会逐步被淘汰。基础研究者将会更多地展示人类认知的深度与从容淡定的气质,应用基础研究者将会敢于也甘于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,面向产业的研究者将会自觉把企业愿景、社会责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,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中展现出主力军的磅礴大气。


 来源:《中国科学报》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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